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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血脈中發掘民族魂魄——報告文學《大河初心》作者創作談
來源:紅船融媒(微信公眾號) | 王海榮  2021年03月17日21:44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對標焦裕祿,並親赴蘭考指導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身示範踐行焦裕䘵精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焦裕祿精神依然是與會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熱詞。

近日,一部書名為《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的報告文學章節及評論文章相繼出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新華文摘》《經濟日報》《文藝報》《北京日報》《天津日報》《解放日報》等數十家重量級媒體版面上。

作者曾任原瀋陽軍區副政委等職,中將軍銜,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十餘年,業餘時間勤奮筆耕,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獲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新近出版的《大河初心》經作家出版社授權,已簽署阿拉伯語全球版權輸出協議,為焦裕祿精神走向世界邁出了可喜一步。

高建國將軍歷時3年創作了這部58萬字的報告文學,但他卻説這部作品的積累超越了30年……紅船雜誌對話高建國中將,講述創作背後的故事。

《大河初心》作者高建國

新聞人馮健:當年我們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

紅船: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進行《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創作的,大概用了多長時間,前後文字資料閲讀了多少?

作者:這部作品開筆是在2017年8月,書稿付梓是2020年9月,前後3年時間。但創作中調動的思想、情感和材料積累,遠不止30年。我讀穆青、馮健、周原寫的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在1966年春,焦裕祿感天動地的形象,是伴着止不住的淚水走進自己心裏的。

55年來,這個影響我一生的偶像從未從心中離開,成為我人生航船最初的壓艙石。這或許是這次創作最初的源頭吧。我在河南駐軍工作了十幾年,蘭考是部隊黨性教育的“打卡地”,我也隨部隊到蘭考東壩頭黃河險工附近抗洪搶險40天,還多次與焦裕祿的子女接觸過。也不知是為什麼,那段時間,凡是看到與焦裕祿和黃河歷史文化有關的書籍材料,我都留了下來,這次創作時都用上了。

再寫焦裕祿不是“炒冷飯”,而是致力於突破和出新的一次遠征。我研讀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焦裕祿精神的重要講話,重温了與焦裕祿有關的大量書籍、檔案和文獻,遍查焦裕祿主政蘭考和集中宣傳他時的《人民日報》《河南日報》等報紙,翻閲的文字資料難以勝數,應以數千萬計。

紅船:為了這部作品,您都走訪過哪些地方,前前後後採訪過多少人?

作者:焦裕祿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我都去過了。除自己過去在河南工作十幾年的積澱外,我又16次重返河南,其中蘭考去了15次,尉氏去了7次,洛陽去了4次,時間最長的一次超過一個月。

我踏勘了焦裕祿工作學習過的大連、哈爾濱等地,多次到他家鄉山東博山北崮山村尋訪,先後到中央檔案館和河南省、山東省、開封市、濱州市、蘭考縣、民權縣、惠民縣檔案館,惠民縣渤海革命老區紀念館,以及蘭考縣、尉氏縣、博山區焦裕祿紀念館參觀尋訪,還實地考察了蘭考、尉氏、鄢陵、通許、惠民等縣一些村落,數番登門拜訪蘭考同焦裕祿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到焦裕祿在蘭考時的縣人委辦公室主任、縣委原副書記樊哲民家採訪了兩天半時間。

我專程到滄州,3次赴濟寧,採訪創作長篇小説《焦裕祿》和第一本《焦裕祿傳》的著名作家何香久、殷允嶺,3年間採訪接觸的幹部、羣眾和專業工作者不下上百人。

我還與熟悉焦裕祿的老蘭考保持熱線聯繫,經常就人頭、時間、地點和一些材料的出處進行切磋交流。

焦裕祿通訊作者之一、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因健康原因已不接受採訪,連央視拍攝《發現焦裕祿》專題片也未能出鏡。2018年和2019年,老前輩兩次在家接受了我的採訪。他審閲《大河初心》初稿後對我説,我喜歡看京劇,如果説,當年我們採訪的焦裕祿通訊是京劇的一折,那麼,你這本書就是京劇的全本;當年我們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你採訪的深入、紮實、細緻,遠遠超過了我們職業記者。這當然是新聞巨擘獎掖後人的鼓勵,但從中可以看出,老前輩對我採訪創作的嚴謹紮實是滿意的。

作者( 左)拜訪新華社原副社長馮健(高明/攝)

評論家楊平:用心用功用情,是會打動讀者的心

紅船:從內容上來看,您認為《大河初心》是紀實文學,還是文學創作?

作者:《大河初心》是堪比史書的嚴肅紀實文學,而不是充滿虛構想象的小説等其他樣式文學作品。我認為,真實是紀實文學的生命和魅力所在。我是以黨的史官那樣一種虔誠、敬畏和怕後生笑的心態,來重新挖掘、書寫焦裕祿和他的精神樣貌的。可以問心無愧地説,創作中,我自始至終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敢稍有差池。

誠然,時光飛逝加大了還原和再現這段歷史的難度,紀實文學作家要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需要超越前人做更加深廣的鑽探和開掘,以新史實、新故事、新感知滿足讀者的審美和欣賞需要;同時,也要正視過去複雜政治環境中某些宣傳形成的虛光,根據確鑿史實去偽存真,匡正以訛傳訛的東西。這是紀實文學作家逆行時光隧道義不容辭的雙重責任。

比如,過去説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縣委有小汽車,但他下鄉從來不坐,留給老幹部坐。其實,蘭考當時並無小汽車,河南省規定縣一級不得配備小汽車。焦裕祿前任用縣交通局一輛嘎斯51卡車換了一輛電影《南征北戰》中國民黨張軍長坐的那種美吉普,結果,他坐車走到哪裏,老百姓都喊“張軍長來了!”這輛吉普車縣委書記坐了不到3個月,就被開封地委發現收走了。

有意思的是,我在蘭考縣檔案館查到了當年縣交通局寫給縣委、縣人委的報告,反映局裏的車輛賬物不符,少了一輛卡車。時過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剝離這些附加在焦裕祿身上的東西,他的形象會更加真實動人。

著名評論家汪守德在《文藝報》撰文評價這本書“其言之鑿鑿,有根有據,時間、地點、人物、數字、過程皆清晰無誤,那種吹盡黃沙的姿態與勁頭,幾乎是無一字無來處,反映出嚴謹認真的寫作態度。”這是溢美之詞,但其言也真。

紅船:各種反映焦裕祿的文學藝術作品已經很多,您的作品跟之前這些作品不同之處在哪,相同之處在哪?

作者:焦裕祿屬於現象級的重大典型,歷來是文學書寫的重要選題。五十多年來,各地創作的有關焦裕祿的傳記、報告文學、小説、戲劇、電影、電視劇、歌曲、繪畫不勝枚舉。在前輩新秀反覆耕耘幾乎挖掘殆盡的情況下,我背水一戰再著鴻篇,決意重新書寫國人耳熟能詳的楷模,決非僅憑一時熱情,而是基於深厚的思想淵源和紮實的人生歷練。

有作家説為焦裕祿立傳是一種雙向選擇,我深以為然。我在河南駐軍工作了十幾年,其中在開封5年。在隨部隊去蘭考上黨課、抗洪搶險和與焦裕祿子女接觸時,我發現了若干新的故事和材料。時過境遷再回首,不難看出,以往林林總總的文藝創作,並沒有覆蓋焦裕祿精神成長史。而這恰是被先行者忽視的一塊寶地,也是最後的處女地。後發優勢賦予的獨特視角和嶄新立意,令我激動不已,久蓄心中的火種呼啦一下燃燒起來了。我意識到,從這樣的視角回望焦裕祿的蘭考歲月和一生,可以變焦裕祿一人的奮鬥進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羣體鑄造,變一星閃耀為羣星璀璨。

同時,從蘭考這個窗口對黨和國家幾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作縱深透視,其深湛厚重的內涵不言而喻。我注意在採訪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實功夫、深功夫,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詳、人誤我準、人虛我實。好食材還要巧烹製。焦裕祿精神形成不是徑情直遂、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隨着共和國尋路和探索的山重水複,經歷了鬥爭的風風雨雨才走向成熟的。

創作中,我悉心組織貫穿交織全書的激烈矛盾衝突,力求用富有衝擊力的細節彰顯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順應複雜歷史和多維情感用最恰當的語言表情達意,行文力求深刻、優美、雋永,一些段落的語言嘗試政論、哲理、文學三金鑄一。三年鍥而不捨艱苦努力,作品終於打破了一些主題創作難以感動人的“魔咒”。

中宣部出版局主辦的《中國圖書評論》主編、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副會長楊平老師,我至今未曾謀面。據本書責任編輯丁文梅老師講,去年12月,楊平老師作為專家參加作家出版社年度好書評選,認為《大河初心》確實寫得很好,提出主題報告文學寫作如果用心用功用情,是會打動讀者的心而不是奉景之作。

我覺得,《大河初心》較之某些同類作品,創作初衷和願景是一致的,差異在於本書更加註重新視角、新材料、新思考、新表述。具體來説,作品力避平面化描摹,把典型人物寫成天生的共產黨人,而是着眼立體塑造和差異書寫,真實反映主人公人生行旅中的順利與困厄、高光與至暗、優長與不足,在雕琢和刻畫稜角分明、凹凸有致的人物形象上下功夫,生動逼真地展現其化鐵為鋼的過程;作品注重珍貴細節的採擷和運用,像焦裕祿從鄭州遷葬蘭考時對已損壞棺木的處理和下葬時大河長哭、雲水淚奔場景的精細刻畫,特別是對感念逝者再生之恩的張繼焦等人的現場白描和既往回放,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具有浮雕品質的畫面,定格歷史場景,塑造人物形象;作品致敬班馬文章,鍥而不捨大海撈針、沙裏淘金,發掘沉澱館藏和埋沒文山的珍罕批示、檔案、講話、信函、文獻、記錄,釐清來龍去脈,藝術地呈現了鄧小平1966年對宣傳焦裕祿的重要批示等屬於黨和國家的寶貴遺存,滿足了讀者的心理預期,解開了困擾他們多年的懸疑。有評論家説,《大河初心》首先是歷史,其次是文學,道出了作品史鑑與化人的雙重價值。

紅船:整部作品橫跨了幾十年,操作這樣大跨度的作品,您覺得關鍵在哪裏?

作者:關鍵在於立意和結構。焦裕祿是長在老百姓心上的英雄,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中國人。先進典型本來就難寫,多少年來家喻户曉的先進典型就更難寫。要把老典型寫陌生,寫出新意來,必須從立意上解決問題。

焦裕祿是文學書寫的一座富礦,“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幾十年來雖耕耘無數,但從特定視角回望觀摩,仍覺風光無限,氣象萬千。立意新則全盤新。寫精神成長史的立意一出,眼前便豁然開朗,縱橫翻飛於歷史長河的各種素材也整合有序,一線貫穿,新意凸顯。這部作品能開老題材之新生面,關鍵一招兒是在這裏。

當然,作品的間架結構也很重要。創作中困擾我始終的是,是按時間順序寫人物和精神成長,還是從焦裕祿赴任蘭考寫起,通過倒敍、插敍交代其苦難身世、青葱歲月、隨軍南下、剿匪反霸、轉行工業、建功尉氏、奉身蘭考?前者成長脈絡清晰,但避不開人物成長的“長鬍同”。先寫赴任蘭考,結構上緊湊了,但需要回頭交代的東西太多,精神成長史看不清楚。兩相權衡,最後決定仍按時間順序來寫。

大名鼎鼎的焦裕祿,檔案居然是不完整的

紅船:您想通過這部作品表現什麼?

作者:這部作品寫了一條大河與一個政黨的歷史與傳奇,可以説是一部大河文化志、民族英雄譜。黃河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更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面對黃河巨量泥沙和週期性氾濫,都沒有從長遠和根本上找到治本之策。只有從人民治黃元年——1946年晉冀魯豫解放區成立黃委會,黨領導人民粉碎國民黨打着“黃河歸故”“復興建國”幌子妄圖水淹解放區的陰謀,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人在古來黃河懸河形勢最為嚴峻的年月,於風雲變幻中擔起一水系於天下安危的歷史責任,帶領人民百折不撓探索黃河泥沙治理規律,終於走出黃河百年一改道週期,把大河安瀾的亙古夢想變成輝煌現實。

革命戰爭年代,黃河中下游是光明與黑暗博鬥的廣闊戰場,也是以焦裕祿為典範的共產黨人在戰火中百鍊成鋼的革命熔爐。焦裕祿組織蘭考人民治理黃河次生災害的成功實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降龍伏虎意義的治黃大業的有機組成部分。震古爍今的偉大斗爭,必然產生頂天立地的英雄。偉大的焦裕祿精神,就是在戰勝不可一世的中外反動派和成就大河濤寧民安偉業中,發軔和成長起來的。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和成長壯大,都從黃河母親身上汲取了深厚滋養和不竭力量。不言而喻,書中的“大河”是意象,透過一個民族與一條大河相生相依和化害為利的歷史演進,使人們看到“大河”寓意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怎樣潛入一個以人民福祉為旨歸的政黨靈魂,同時賦予她生生不已的力量。這是黨的初心的重要源頭,也是焦裕祿精神帶有標識意義的迷人光輝。

文化的力量是一種更為深沉恆久的力量。“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相對於打江山金戈鐵馬、萬眾一心的年月,黨在長期執政坐江山的歷史條件下謹守初心,考驗更為嚴峻。在戰火遠去、代際更替、挑戰頻仍的當下,全形態書寫焦裕祿精神成長史,其意義就在這裏。

紅船:在創作中您遇到過哪些困難,又是如何解決的?寫作過程中,您最想感謝的是誰?

作者:事非經過不知難。真正體驗到這部作品創作之難,是在踏上漫漫採訪路和麪壁碼字之後,因為遇到的困難遠遠超過預期。

首先是尋訪難。焦裕祿逝世已時逾半個世紀,存世的當事人和知情者寥若晨星,能夠找到的已是風燭殘年。因此,我的採訪形成了看望、慰問加聊天的模式,有時還要通過各種方式為採訪對象幫困解難。我15次到蘭考採訪,先後14次登門看望在焦裕祿手下當過新聞幹事的縣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曾患中風的劉俊生,就焦裕祿的有關情況向他求證和諮詢。2019年元旦,我圍繞他發現和宣傳焦裕祿的貢獻奮戰一天,給《光明日報》寫了《他用鏡頭見證焦裕祿的蘭考歲月》,當晚傳稿,1月4日就在《光明文化週末》第一版整版刊出。我猜想,這麼快見報,恐怕是臨時換稿發出來的。這篇文章被《新華文摘》轉載。面對面訪談,心貼心碰撞,給我帶來的回報是豐厚的。

其次是查證難。我走遍各級相關檔案館、紀念館,尋獲了不少珍貴材料,但也經常為一些關鍵史料遍尋無着所困。人們很難想象,大名鼎鼎的焦裕祿,檔案居然是不完整的。焦裕祿的老領導趙仲三是書中必寫之人,但在河南卻找不到準確記載他履歷的檔案和材料。找當年在尉氏與他共事的百歲老縣長薛德華,也只知他調到北京去了,何時走、到何單位、任何職務一概不知。後幸得中組部孟凱同志相助,才解了難。至於要弄清一些當事人回憶和講述中各執一詞、互相牴牾和時空“穿越”等問題,則必須查閲史志、存報、文件、會議記錄,有的疑點甚至要進行考證、分析與判斷,其中的艱辛難以盡述。

不惟如此,創作中還面臨着如何把握歷史曲折和矛盾鬥爭等敏感問題。延及歷史深處的重大題材創作給我最深的感觸是,當時過境遷、人事代謝、真偽雜糅使特定時段歷史的物理空間與人文環境變得日益飄渺和模糊時,作者要獲取足量的“真金白銀”,措置裕如再現焦裕祿精神煉成經過,必須切實做到有效重返歷史現場。

顯而易見,櫛風沐雨一甲子,閲盡繁盛與衰亡的歷史現場,特定時代環境獨有的形聲色味已蕩然無存,曾目擊過既往浮世精彩的見證人也屬鳳毛麟角。要聆聽歷史脈動、感受歷史呼吸、觸摸歷史肌膚,必須兼顧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有聲證人與無聲信史、邏輯推斷與技術確認,以事件發生和人物成長地為支點,多維一體營造與時代屏風後的流年逝波聲息相通的環境,切實成為活色生香歷史的“在場者”,並與之進行跨時空對話。這樣,才能架起連接昨天與今天的橋樑,撥雲見日窺見歷史的模樣。這就要秉持重返的自覺、堅定重返的勇毅、找到重返的路徑,驅除“歷史的迷霧”,尋獲塵封已久的時光典藏,最大限度逼近並還原歷史真實,重新感知那個艱苦而激勵人心的年代。

要説最想感謝誰,還真是一個難以落筆的選項。中國作協將本書列入重點扶持項目,作家出版社、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協創研部、山東省作協和原瀋陽軍區政治部創作室領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經濟日報、文藝報、工人日報、中國藝術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解放日報、天津日報、大眾日報有關部門領導和責編,人民文學、新華文摘、解放軍文藝、紅船雜誌領導和責編,眾多著名文學評論家,都為本書問世和宣傳傾注心血。焦裕祿子女焦躍進、焦守雲等,人民日報原總編輯李莊之女、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蘭考老同志樊哲民、劉俊生、張繼焦、李國慶等,河南、山東各有關檔案館、焦裕祿紀念館,河南省軍區,鄭州、開封、洛陽軍分區及蘭考、尉氏、民權、通許、台前縣和新鄭市人武部,淄博軍分區及博山區、惠民縣人武部,開封市委、開封市委黨校、蘭考縣委、蘭考焦裕祿幹部學院,大連大起集團、洛陽中信重工集團等單位領導及有關同志,都給予了我寶貴支持。河南省軍區政工局原主任李小平,身患癌症謝世前,幫我找到了焦裕祿赴任蘭考的珍貴史料,以生命的餘暉為我的創作助燃。《人民文學》選載作品時,收入了這個細節。

老焦這個當家人,更知冷知熱

紅船:您怎麼理解焦裕祿精神?您覺得當下再提這種精神的意義在哪裏?

作者:偉大的焦裕祿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七十多年革命建設的奮鬥歷程中,跨世紀接續培育、砥礪和鑄造而成的。它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一樣,都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的“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20字精闢概括,是我們黨對焦裕祿精神的最新認識和科學評價。我認為,焦裕祿精神是在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成為執政黨的歷史轉折中,在黃河中下游的偉大熔鑄和創造。她既秉持了黨的精神寶庫共性的品質,又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這就在於焦裕祿精神是黨的宗旨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有機融合,這也是《大河初心》這個題目的深遠題旨所在。

焦裕祿的蘭考歲月,已經遠去快一個甲子的時光,曾幾何時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但直到今天,焦裕祿墓前依然終日煙火繚繞,人民依然在深情呼喚着這個偉大的兒子。究其原因,就在於他把畢生踐行至真至純的黨性,與“喊着爹叫着娘為百姓服務”的完美行事方式統一於一身,與人民羣眾建立了超越血緣的骨肉親情。

書中寫了焦裕祿遷葬蘭考那天,生孩子時幸得焦裕祿救助母子始得平安的農家女,身披重孝喊着爹哭墳的故事。這一震撼人心的情景使人意識到,當年打仗時,那些為了解救受苦受難的百姓,活着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跟敵人幹,死時腸子被敵人扯出來掛在樹上也不皺眉的共產黨還在蘭考,只是老焦這個當家人,比起當年那些鐵疙瘩似的共產黨,似乎更善解人意,更知冷知熱。跟着這樣的黨,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坎?還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呢?

幾十年來,蘭考往事中的這一經典畫面,通過現代傳媒和胼手胝足的百姓,傳遍祖國山南海北。懷着朝聖之心來蘭考的人們從這一極具象徵意義的故事中悟出,在沒有戰火淬鍊的和平環境中,焦裕祿精神這一強健了一個政黨筋骨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蘭考這片一度被貧困和饑饉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土地上,36萬人民齊心協力降伏“三害”的力量是怎樣凝聚起來的。

當時刻以人民苦樂安危為念的縣委書記,像孝敬父母一樣殫精竭慮為人民羣眾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淳樸善良的平民百姓,在焦裕祿英年早逝後視其為再生父母,鐵下心來跟着這樣的黨朝前奔……這樣的黨羣關係所構築的執政根基,誰能比擬?這樣水乳交融的情感所形成的深厚偉力,誰能戰勝?建黨百年的全部歷史證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是黨存在的終極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説,焦裕祿精神是永恆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談到焦裕祿精神時所説,“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永遠是億萬人民心中的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永遠不會過時。”“只要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這種精神就要傳遞下去。”毫無疑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業,當好新時代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黃牛”,歷久彌新的焦裕祿精神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寫好特定年代的矛盾和鬥爭很重要

紅船:從您的作品來看,您並沒有迴避矛盾,比如焦裕祿通訊要不要寫階級鬥爭,比如宣傳焦裕祿時的爭論,比如精神亢奮與當時現實經濟發展中的低迷,你怎麼看待歷史進程中的這些矛盾?

作者:如同矛盾無處不在一樣,焦裕祿精神也是在克服各種矛盾中成長起來的。再現這一壯美而恢宏的歷史,寫好特定年代的矛盾和鬥爭很重要。作品寫了穆青等在開封醖釀焦裕祿通訊寫作時,面對階級鬥爭的宣傳主調和蘭考階級鬥爭表現並不突出的現實,確立不寫階級鬥爭的艱難抉擇,寫了通訊成稿後,在地、縣兩級發生的要不要宣傳和樹立焦裕祿典型的激烈鬥爭,也寫了媒體推出焦裕祿、“精神原子彈爆炸”產生的轟動效應,以及精神變物質的漫長轉化過程。這些並不輕鬆的書寫,既為真實還原歷史,也為凸顯人物性格命運、推動故事在矛盾衝突中形成高潮。

寫與對立面的矛盾注意把握三點:一是以確鑿史料支撐。如寫有的領導幹部不贊成宣傳焦裕祿或對學習活動持消極態度,就不僅僅依賴當事人講述,而是找到當年河南省委三幹會文件的有關內容和河南省委宣傳部的批評通報才動筆。二是設身處地為對立面着想。既寫他們持不同意見的情狀,也寫意見形成的社會環境和現實困難等原因,還特地寫明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是允許的。書中還專門寫了地、縣兩級對立面代表人物的轉化,如焦裕祿宣傳後在黨的會議上對照檢查作自我批評,蘭考紀念焦裕祿逝世26週年,兩人專程從外地趕來參加悼念活動等感人細節。三是客觀全面展現衝突起因。歷史已經以焦裕祿精神普照神州給當年的鬥爭作了結論。書中重拾這段歷史,寫明對立面思想偏差是主因,蘭考尚未發生明顯變化依然面臨嚴重困難是次因,同時也在兩處點明,焦裕祿宣傳因時間匆促溝通協調不夠,致使主管領導“心裏像塞了塊半頭磚”等緣由。這樣的書寫,增強了作品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也更令人信服。

紅船:看您的作品很多地方讓人潸然淚下,也有很多人物讓人心生憤怒,但作品中有些人物您隱匿了姓名,您是刻意在迴避嗎?對待這類人物您怎麼評價?

作者:還原焦裕祿精神形成的風雨歷程,不可避免會涉及當年發生在開封、蘭考的宣傳風波及相關領導人。書中對當年一度不同意宣傳焦裕祿者隱匿了姓名,首先是尊崇死者為大的傳統,以示對已故的曾持異見者的尊重。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在事過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再生漪瀾,給其後人和親屬帶來附帶傷害。想必讀者已經注意到,書中多次寫到,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主要領導在對這些同志進行批評教育的同時,沒有否定他們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後來的歷史證明,當年脣劍舌槍的爭論,並未影響上級對曾經的異見者的信任和使用,在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發生明顯轉變後,兩人都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領導崗位。所以,隱匿作品中有的人物的姓名,不是“刻意在迴避”,而是在忠於歷史的前提下,從客觀社會效果出發採取的一種書寫策略。

精神變物質,轉化的關鍵在領導

紅船:精神在一定時期能鼓舞士氣,但如何能把精神轉化成落地能有實效的力量?現在各地都會有一些革命歷史遺蹟或者英烈紀念館,但遊客走馬觀花參觀半小時,教育和影響人的作用有多大?對當地又能起什麼實效?您在作品裏並沒有迴避這種尷尬。

作者:作為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精神變物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品展示了不同時期焦裕祿精神對鼓舞人們克敵制勝、攻堅克難和根除“三害”的顯著成效,如在刀光劍影的對敵鬥爭中,焦裕祿一馬當先,衝鋒在前,單刀赴會勇闖匪酋黃老三巢穴鬥智鬥勇,帶領民兵以有我無敵的英雄氣概徹底肅清匪患;再如在洛陽礦山機械廠試製新中國首台2.5米雙筒大型捲揚機,總指揮焦裕祿帶領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晝夜苦幹,五十多個凌晨他都蜷縮在車間一條板凳上小憩,以模範作用感召人們斬關奪隘,研製出超越蘇聯百科全書記載的創新成果,填補了中國機械工業史空白;還有,焦裕祿到蘭考後親手掂掂“三害”的分量,拖着病軀身先士卒察災情、尋對策,制定抗災奪豐收的科學規劃,以榜樣的力量引領全縣根治“三害”熱潮……這些令人信服的事實,不僅雄辯證明了精神變物質的巨大威力,而且生動地昭示轉化的關鍵在領導。

焦裕祿奮力推動蘭考之變,也是從抓縣委班子、抓幹部隊伍開始的。歲月流逝,蘭考焦裕祿墓、焦裕祿同志紀念館、“焦桐”等紅色場館和景觀,為傳播焦裕祿精神和教育人、培養人、塑造人發揮的作用日益彰顯。當然,精神變物質是有條件的,像蘭考從根本上甩掉貧困的帽子,決非一朝一夕之事。

當這個歷史重災縣在改革開放中全力趕隊仍未拔掉窮根時,也曾有過“精神原子彈爆炸都快半個世紀了,精神變物質的時間咋就這麼長”的議論,甚至有人一度錯誤地認為,焦裕祿精神是蘭考改革開放和招商引資的桎梏……然而,蜕變中的焦灼和抱怨,並不能改變金不失光的鐵律。當新時代的春風吹遍蘭考這片藴含着極大積極性的土地,當觸及靈魂的教育實踐活動激盪並煥發了蘭考共產黨人的初心,焦裕祿精神的轉化便像驟然噴發的火山,迅速變成了在河南率先脱貧的喜人成果。

紅船:從您的作品中似乎也隱含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情況,甚至成為一種負累,捆住了人們的思想。焦裕祿之後接任者多多少少都會在盛名之下,被無形中要求復刻,比如縣委領導穿與農民同款的棉衣,騎自行車下鄉等,這是不是一定時期蘭考存在的情況,那麼在您看來,蘭考官場又是怎樣擺脱簡單沿襲和外在模仿,在順應時代發展中傳承焦裕祿精神的?

作者:焦裕祿作為開國以來宣傳最為成功的典型,對蘭考幹部從政為官及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同時,老百姓對焦裕祿的追懷和對繼任者的冀望,蘭考長期存在的“政治大縣”和“經濟窪地”反差對領導者發出的詰問,也對歷任縣委書記提出了很高要求。

分析蘭考縣委書記難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蘭考雖然制伏了“三害”,但由於自然稟賦先天不足,在改革開放中與發展快的縣(區)差距拉大,長期戴着貧困縣的帽子,這與焦裕祿精神故鄉的盛名和人民羣眾脱貧致富的熱望極不相稱,一屆屆當家人都感到壓力山大。

其二,隨着時間流逝和懷念日深,焦裕祿已經成為蘭考百姓心中的“神”,對他的歷任接班人,都要用這面鏡子照一照,都要用這把尺子量一量,都要用這桿秤稱一稱。在開展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前,蘭考人民羣眾雖得温飽,但穆青等人當年描繪的貧困這條“蛇”,始終盤踞在蘭考大地,幹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又差強人意,於是形成了對領導幹部“緊逼”監督、“死磕”對照的社會心態和輿論環境。縣委書記按農民裝束穿大褲襠的撅肚子棉襖,老同志建議縣委書記封存小汽車像焦裕祿同志那樣騎自行車下鄉,都是這種心態和環境的產物。

其三,隨着焦裕祿精神價值日隆和形勢要求蘭考更多地發揮示範引領作用,蘭考縣委書記日益處於中外關注的聚光燈下,其言行舉止稍有不慎就極易被放大並引起眾聲喧譁。1999年秋,時任蘭考縣委書記酒後接受採訪失言引發的輿論風波,就是典型一例。所以,蘭考居官,殊為不易。習總書記把蘭考作為指導教育實踐活動的聯繫點,高瞻遠矚從歷史與現實、繼承與創新統一上對蘭考脱貧攻堅作出明確指示,廣大幹部奮力投身為期3年的脱貧攻堅,在用心血和智慧幫助百姓脱貧致富中再度成為蘭考人民的主心骨,焦裕祿精神實現了神奇的迴歸。

今天,越來越多住上新房、開上私家車的蘭考百姓,沒有誰再去關注縣委書記穿什麼衣裳,也沒有人對縣委書記坐車下鄉提出質疑。蘭考譜寫的魚水新歌生動地昭示,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今天,踐行焦裕祿精神,當好人民公僕,必須緊緊扭住發展和人民共同富裕這個總開關和總樞紐,把實現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而不能脱離時代停留在對焦裕祿言行的簡單重複和模仿上。這是新時代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最可寶貴的蘭考啓示錄。

一個與共和國羣體記憶不完全一樣的楷模

紅船:您認為焦裕祿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從您的作品來看,您並沒有把他塑造成電影《焦裕祿》裏所表現的那樣,清貧得讓人覺得可憐,甚至苦難的形象。

作者:焦裕祿是一個為了黨和人民事業勇於捨棄自己一切的殉道者。敬黨以忠、愛民以誠、克己以廉、奉職以勤,是他至誠至善人品官德的耀眼光華。同時,他又是一個有追求、多才藝、善謙讓、懂生活,富愛心的引路人。他在蘭考的成功,首先是他在人心浮動的災年荒月凝聚了縣委班子,團結振作了士氣低迷的幹部隊伍。他是把愛組織、愛人民、愛同志、愛家庭統一於一身的典範。

1990年上映的彩色故事片《焦裕祿》,曾經感動了無數人。由於電影受時長限制,只能截取焦裕祿在蘭考這個特定時段,展現他團結帶領廣大幹部,披肝瀝膽與人民一道治理“三害”的情景,難以全方位、多側面展示焦裕祿多姿多彩的人生。《大河初心》則為着眼人生長卷立體展示焦裕祿富有魅力的形象,提供了廣闊空間。書中通過敵軍壓境巧獻空城計、南下路上的文藝青年、三擒兩縱黃老三、“懸檄督撫”故鄉的博弈、焦裕祿的家風等章節,展現一個與共和國羣體記憶不完全一樣的楷模。基於新的史實把人們熟悉的英雄寫新、寫活,創作的成就感就在這裏。

紅船:按您作品的思路,焦裕祿是一個很有生活,甚至很有文藝氣息的人,但他放棄了自己鍾愛的二胡,放棄了他有滋有味的生活,這樣的人生完整嗎?值得推崇嗎?

作者:焦裕祿少小時正趕上外敵入侵、家道中落,他在東西方文化撞擊背景下含辛茹苦求學,逐漸萌生了為改變自己命運和黑暗現實而奮鬥的抱負,進而形成了有志於服務公眾的人生理想。學校“雅樂隊”的陶冶,開啓了他的文藝潛質,吹拉彈唱樣樣皆通,參加革命後,焦裕祿成為南下路上的“文藝青年”,在大連起重機器廠實習參加舞會驚豔了蘇聯專家。

這樣一個懂生活、有文藝氣息的人,為何到蘭考後忽然偃旗息鼓,將過去從不離身的二胡閒置在家?主要是蘭考的災情太重了,焦裕祿夜以繼日忙於救災,經常帶隊追洪水、尋風口、探流沙、查鹽鹼,還要多措並舉穩定外流災民,而猙獰的病魔已不肯給他更多時間了。他還是那個昂揚向上的領導者,風雪天進村慰貧路上帶頭高唱《南泥灣》,但在揹着死神衝刺的日子裏,毅然割捨了自己有滋有味的生活,以“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和“豁上老命大幹一場”的情懷,全力以赴開闢彌災安民的“蘭考新道路”。

不得不説,“人琴俱亡”的焦裕祿,在蘭考的人生的確是不完整的。但誰能説這不是“苦了我一個,幸福千萬人”的高尚犧牲?進入新時代,焦裕祿所處的艱苦歲月已不復存在,但實現民族復興的征程依然山高路遠。在消除絕對貧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中,在抗擊危及人類生存疫病的搏鬥中,在保衞祖國神聖領土的戰鬥中,在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的搶險中,仍然需要大力弘揚焦裕祿的犧牲奮鬥精神。那些為國為民勇於捨棄自己完整人生者,仍是時代英雄而值得人們尊重。

紅船:從解放戰爭,到工業戰線,再到蘭考農業一線,用這樣完整的軌跡來刻畫焦裕祿,您覺得人物不變的是什麼?變化的又是什麼?

作者:從戰爭到和平,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焦裕祿的人生角色隨着形勢任務變化不斷轉換,每一次變動都在迎接挑戰中實現了新的飛躍,每一次轉捩都在跨越式換崗中完成了新的自我重塑。焦裕祿抱病赴歷史重災縣蘭考擔綱,短短一年多時間就穩住了大局,開闢了新路,打開了局面,就是對多環境、多行業、多崗位歷練成效和綜合素質的最好檢驗。

難能可貴的是,十多年間,焦裕祿不斷變動的是崗位,守恆如一的是初心。比如,他在堅定理想信念立誓永遠跟黨走後,無論是走上戰場直面刀光劍影的生死博弈,還是置身和平環境經受權力、名利和困難的考驗,始終初心如磐,永遠保持政治信仰的堅定與純潔;再比如,隨着職務提升、資望漸長,永做革命事業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的黨性更加純潔堅定,直至扶病奔赴蘭考、長眠沙丘;還有,源於苦難童年、淳樸家風和踐行宗旨要求的對人民的愛,隨着時間推移和崗位更迭愈益醇厚……

當然,每一次崗位變換,都使焦裕祿攀上了人生更加壯麗的新高峯。比如,參加土改和剿匪使他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走上領導崗位後嚴於律己並不妥協地同搞特殊化等腐敗行為作堅決鬥爭;投身工業戰線九年脱胎換骨摔打淬鍊,形成了嚴謹求實、調查研究、精於籌劃、實驗先行、探求規律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赴任蘭考用生命丈量大河熱土,抱病躬身調查“三害”成因拿出根治良策,多策並舉提振幹部隊伍軍心士氣,在帶領羣眾共赴“敢教蘭考換新天”美好願景中以身許黨。

這些不同層面的變化,反映出焦裕祿精神在螺旋上升中不斷提高到新的境界,成為足堪一個民族驕傲的精神成長史中令人蕩氣迴腸的華章。

呈現焦裕祿精神成長過程,不可能繞開他們

紅船:在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大人物小人物,但每一個人物又都栩栩如生,除了焦裕祿,其中張欽禮您着墨比較多,您能談談這個人物?

作者:作品打開蘭考這個窗口,對黨和國家的歷史縱深進行透視,必然涉及許多人物。蘭考縣委原副書記張欽禮,是焦裕祿主政蘭考最重要的助手,穆青等人在通訊中將他譽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他抗戰時就跟着父母在蘭考打游擊,1959年因反對虛報浮誇透底徵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降級到農村勞改,三年自然災害不忍目睹羣眾餓斃,憤而赴京向周恩來總理反映問題,焦裕祿到任時剛官復原職幾個月。

張欽禮親民愛民,盡心竭力支持焦裕祿治理“三害”,焦裕祿逝世後組織全縣引黃灌淤根治鹽鹼,徹底解決了蘭考的吃飯問題,在羣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由於“文革”中他身居要職,全程在場,犯有個人無法規避的錯誤,受到處理。

開始,我想回避這個人物。我第7次去蘭考,還沒有考慮寫他。但同樊哲民、劉俊生等老同志多次交談後,我意識到,要客觀、真實、全面呈現焦裕祿精神成長過程,不可能繞開張欽禮。比如,焦裕祿剛一逝世,如果沒有張欽禮在省林業工作會議上“跑了題的發言”,焦裕祿的先進事蹟就不可能迅速在全省傳開並引起省領導和新聞單位重視;穆青等人赴蘭考採訪時,如果沒有張欽禮從黨委和領導的高度系統介紹焦裕祿,記者就難以準確把握焦裕祿典型的本質並定下宣傳決心。因此,要寫清楚焦裕祿精神是怎麼來的,不寫張欽禮顯然不行。當然,這個人物的書寫是有難度的。但只要尊重歷史,秉筆直書,趨利避害,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紅船:作品中人物的際遇可謂多舛,您並沒有迴避,比如周原、穆青,特別是關於張欽禮,為什麼?這樣寫有何深意?

作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前無古人,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每個人走過的道路都不會是平坦的。書中着眼家國同構,真實反映了焦裕祿同代人多舛的命運和坎坷的際遇。

比如受命赴豫東尋訪抗災線索意外發現焦裕祿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出身書香世家並從小投身革命,1957年因寫反映三門峽水利工程浪費驚人內參被打成右派,淪落太行山多年。穆青1965年12月到鄭州時,聽了他赴豫北災區採訪7個月的情況介紹,激情難抑,當即派他到過去媒體關注較少的豫東災區採訪,敏鋭發現了焦裕祿這個線索,後來又寫出了通訊初稿。

還有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穆青,懷着尋找能夠振奮一個國家的民族脊樑的強烈政治責任感,去西安籌備會議專門取道河南與分社記者進行碰撞交流,派記者發現焦裕祿後果斷拍板採寫,並且冒着很大政治風險,以特有的擔當確定不迎合宣傳主調寫階級鬥爭,以治理“三害”等矛盾為主線來寫焦裕祿,從而超越時代侷限賦予作品恆久的生命力,為焦裕祿精神鑄造奠定了堅實寬廣的基礎。“文革”中,穆青因領軍採寫焦裕祿獲罪而備受摧殘。但他重獲政治生命後,依然致力於焦裕祿精神的發掘和宣傳,帶記者寫出了焦裕祿通訊姊妹篇《人民呼喚焦裕祿》,為樹立焦裕祿典範和弘揚焦裕祿精神,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傑出貢獻。

至於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文革”疊遭磨難的張欽禮,更是一個時代坎坷曲折過往的活化石,成為令歷史嘆息並掬一捧同情之淚的悲劇人物。偉大的精神都是在鬥爭激烈鍛打中誕生並迸發出耀眼光芒的。書中這些個性鮮明、命運多舛的人物,不僅真實勾勒出那個年代的風貌特徵,點染了偉大精神形成必不可少的時代底色,而且從特殊角度映照和投射出精神財富的價值和世道人心。今天重新品味他們的坎坷命運,人們會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焦裕祿精神。(文中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記者手記:

這篇創作訪談錄,應該説是記者與創作者都極端認真的一次對話。因為這是關於黨史精神豐碑,甚至民族魂魄鍛造發掘的一個話題,很厚重也很沉重。

在讀《大河初心》之前,已經有很多關於這部報告文學的評論信息撲面而來,但我拒絕閲讀,我希望保持一種新鮮度,去自己讀一讀,去看看在國人心目中已經被固化的焦裕祿在這部作品中會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應該説,從來沒有一部作品能夠系統地把一個人精神成長之路寫得這麼真實,甚至真實得有些殘酷。

焦裕祿不是天生的共產黨員。由鐵鑄鋼之路,是放棄了私慾甚至無慾,看似有點神化的演變,但無論你承認不承認,在那樣一個物質貧瘠的年代,精神卻富饒到無可想象。而這一切不是靠創作者的塑造而是通過歷史資料和細節打撈後的還原。

焦裕祿的“初心”很樸素,也很純粹,就是努力讓自己成為百姓至親的人,一切為他們着想,讓他們生活的好一點。他做到了。他的墳被遷葬蘭考後的第一個清明節,上萬羣眾趕到墓地祭奠;同樣在張欽禮的墓地,人們自發為其豎起了上百座碑……。歷史人物的評定不是靠言語而是靠歷史時間之河裏最真實的場景,看到那些由創作者多方走訪調查印證後還原的畫面,時隔近一甲子,面對直抵心靈的震撼場面,我淚流滿面。

跟高建國將軍前後就採訪文本溝通了多次,他對待採訪者的謙遜態度,令我這個晚輩如沐春風;對待文本務實、字字必較的嚴肅、嚴謹態度,讓自稱文字工作者的我體味到對筆下一字一句所需的審慎態度;記錄歷史不迴避客觀矛盾,不忘記歷史反思,其膽識和格局之大,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心生敬仰。

創作訪談我提出了一串問題,面對每一個問題,高建國將軍都給予了充分迴應,這一回應就連成了又一篇關於焦裕祿精神成長之路長長的側記,雖長但卻真實,高建國將軍創作的初心也得以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