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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 | 蔣述卓 李石  2021年03月17日23:34

摘要:新中國精神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與不同時期重大歷史事件相伴隨的具有引領性的精神品質,它與文學創作及文學經典的生成密切相關。在新中國文學的不同歷史階段,新中國精神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這主要包括:“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民族團結精神”“反思精神”“改革開放精神”“與時俱進精神”“多元共融精神”“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等。經過“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個環節,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生成的互動關係得以彰顯。一方面,新中國精神需要經過審美轉換,以落實到具體的文學生產機制中,進而藉助理論批評話語的介入和闡釋,生成文學經典;另一方面,文學與政治的互動又不斷豐富着新中國精神的內涵。因此,有必要立足於政治性、人民性、文學批評和文學創造四個層面,創造出不辜負時代與人民的經典文學作品。

關鍵詞:新中國精神 新中國文學 文學經典 文學批評

 

所謂“經典”,從觀念層面來講,代表一種追求典範的自覺意識,並相信最高文化等級序列的存在。“經典”具有一種超越性,其價值不會因時空變化而動搖。從物質層面來看,“經典”需要通過具體作品來體現,這些作品具有永恆性和典範性,可以傳之後世,發揮教化人心的功能。“經典化”就是對經典作品的篩選和建構過程,而經典作品的篩選標準也會隨着社會和時代風氣的變化而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經典”是在文化時空流轉中逐漸積澱而成的典範作品,不僅作為一種具有感召力的審美形式,同時作為一種最高的審美等級,影響着不同文化傳統的審美記憶和精神基因的形成。與此同時,文學的審美標準同樣隨着時代變遷而不斷更新。一種審美典範如果脱離了自身的歷史和社會根基,就容易變成程式化的審美慣性。因此,從歷史性和現實性的雙重視角來看待“文學經典化”就有其必要性。文學經典化是一個歷史化過程,它既受到媒介生態、社會體制、思想觀念、審美標準等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制約,同時也通過積極迴應現實社會與時代精神的變化,推動文學和文化傳統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實現自我革新和價值轉換。

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根本上是由一種對中華民族生存危機的強烈意識和改良中國的現實訴求以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所推動的。而新中國文學的發展及文學經典的生成則與新中國精神密切相關。何謂新中國精神?從歷史角度看,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相伴隨的具有引領性的精神品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前者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發揮了精神紐帶的作用,後者則以不斷革新的精神為中國發展持續提供奮進的動力。在新時代,我們需要大力闡揚這些精神。當下,新中國精神體現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靈魂的新時代中國精神。因此,對新中國精神的具體表述也隨着時代而變化。新中國精神既具有歷史性,也具有實踐性及“未完成性”,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需要通過一系列社會實踐,當然也包括文學實踐而豐富和發展。

新中國精神為社會變革及民眾力量的召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凝聚力、推動力。不管是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來看,新中國精神都發揮着而且將持續發揮引領功能。一方面,新中國精神總是需要確定的感性符號載體來呈現,因此,國家意志往往限制並規約着文學的生產,決定着文學的語言、想象、虛構等方式;另一方面,新中國文學是新中國精神的審美表達,其作為一種感性媒介所具有的情感強度、審美潛力,使國家意志能夠充分滲透、影響並塑造民眾的情感結構和精神世界。新中國精神與新中國文學的互動關係表明,新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不僅受到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國家意志的制約,同時,其更為強大的精神動力還在於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互動。

一、文學中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

從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考察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離不開對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理解。新中國文學主要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時期,在文學創作與國家政治實踐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生成的,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現實性。本文試圖將新中國文學與不同時期“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結合起來進行考量,因此,只要是1949年以後參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生態的變化、文化觀念的更迭、文化精神的變遷過程中的文學,都可視為新中國文學。

新中國精神與新中國文學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係,共同影響並限定了不同時期的文化觀念與精神走向。這種互動不僅集中反映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的文學史觀,表現出文學反映時代與現實的一般規律,同時也在深層次上傳承了中國古代文論中“文以載道”的創作理念和傳統。我們將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大致劃分為四個時期,考察不同時期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的互動關係,並由此呈現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生成的內在關聯。需要預先説明的是,這裏對不同歷史階段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概括,着眼於每個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徵,並不代表某種精神只屬於某個特定時代。

(一)1949—1976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段時期,“十七年文學經典”是呈現新中國精神的重要感性載體。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愛國主義精神。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取得摧枯拉朽的壓倒性優勢,不僅僅在於軍事力量的由弱到強、由小到大,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所帶來的精神凝聚力。20世紀驚心動魄的革命戰爭史,特別是30年代以來在延安的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延安精神,為新中國文學早期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創作題材、創作動力。新中國成立初期,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邵燕祥的《我們愛我們的土地》、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鬥爭》和《致青年公民》、賀敬之的《放聲歌唱》等政治抒情詩繼承了革命文藝的傳統,將詩人的感性觸覺深入到時代與政治的洪流之中。這些抒情詩作有的熱情歌頌新中國的誕生,有的讚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艱苦奮鬥的優秀人物,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人民克服困難險阻、建設祖國。這些作品中的喜悦與歡呼是由衷的,是革命者在奮鬥後取得勝利的激情迸發,是延安時期集體主義與樂觀主義的延續,同時,作家們又賦予了這些作品新中國的朝陽氣息和世界眼光。

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説,無論是《三家巷》《青春之歌》《紅旗譜》等對革命鬥爭的描寫,還是《風雲初記》《苦菜花》《鐵道游擊隊》等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不屈不撓抗戰的歷史再現,抑或《保衞延安》《紅日》《紅巖》等對解放戰爭時期無產階級為解放事業而殊死搏鬥事蹟的敍述,這些具有濃郁革命史詩、英雄史詩色彩的文學作品書寫和記錄了黨和人民在不同時期為新中國革命事業而浴血奮戰的英雄事蹟和豐功偉業,弘揚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及堅定的理想主義信念。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説對革命戰爭的呈現,不僅僅是對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歷程的回顧,而且在回顧中寫出中國人民堅忍不拔、不怕犧牲的奮鬥精神,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實踐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2.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充滿了艱難曲折,在社會主義建設起步階段,國家實踐缺少可以遵循的歷史經驗,而且還面臨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與遏制。因此,新中國的發展必然需要尋求獨立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外的發展模式,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兩彈一星”精神就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獨立自主精神。在20世紀50—70年代,我國在科學技術條件還非常落後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克服困難,以強大的自主探索和創新精神,相繼成功發射了導彈、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衞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和國際地位,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軍事和科技基礎。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是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而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此,新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合作化和工業體系建設,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具體呈現了人民羣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圖景,表現了人民羣眾在共產黨帶領下參與社會變革,以自己的雙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感、自豪感。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説,如《三裏灣》《創業史》《山鄉鉅變》等反映的正是中國農民自力更生、合作互助,最終完成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歷史。柳青的《創業史》講述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具體原因和歷史過程。小説不僅刻畫了梁生寶這一“社會主義新農民”形象,他在合作化過程中克己奉公,積極團結和帶領農民走合作化道路;同時還塑造了梁三老漢、郭振山等對合作化心存疑慮或竭力阻撓的舊農民形象。周立波的《山鄉鉅變》同樣呈現了農民的心理轉變歷程。這背後是對中國農民翻身做主人,共同走向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苦奮鬥精神的寫照。

十七年工業題材小説盡管沒有農村題材小説那麼大的規模和成就,但《鐵水奔流》《百鍊成鋼》《乘風破浪》《在和平的日子裏》等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工業建設圖景的描繪,呈現了作為歷史進步力量的工人階級的勞動和生活場景及其昂揚的精神面貌。

十七年時期經由文學作品而呈現的人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其本質是一種“主人翁意識”。十七年文學鮮明地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人民創造歷史的意志,也為後來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財富。

3.民族團結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民族團結對新中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強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撐作用。新中國文藝的繁榮,在題材上體現為小説、詩歌、戲劇、散文等創作上的勃興,在地理上則體現為不同民族的文學創作的豐富與發展。在詩歌創作上,維吾爾族的鐵衣甫江和克里木·霍加、蒙古族的納·賽音朝克圖和巴·布林貝赫、藏族的饒階巴桑、朝鮮族的金哲、白族的曉雪等少數民族詩人,立足於各自的民族傳統,以獨特的民族風格創作了一批歌頌新中國誕生、表達人民翻身做主人之喜悦的詩篇。這一時期的其他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還包括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的長篇小説《茫茫的草原》、彝族作家李喬的長篇小説《歡笑的金沙江》等。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繁榮正是民族團結大合唱的重要象徵。在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學逐漸擺脱以往的原始散佚狀態,從“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過渡,越來越多“少數民族文學”得到蒐集、整理和翻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整理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等。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英雄史詩作為各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代代相傳,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表達了少數民族人民想象與嚮往美好生活的共同訴求。對這些史詩的蒐集、整理和翻譯呈現了新中國多民族團結奮進的精神面貌。

(二)1977—1991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20世紀70年代後期,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引發的大討論,開啓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一思想解放運動在文學界的反響,表現為對人性問題、人的價值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的探討和爭論。而新時期文學創作既振奮撫慰了民眾的精神,同時又重新凝聚起社會主義建設的精神動力。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具體表現為以下三種精神。

1.反思精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重新接續五四精神,以新的熱情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以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為開端,到盧新華的《傷痕》、宗璞的《我是誰》、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等,這些作品既符合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政治和民眾情感的雙重需求,同時也是對“人的文學”、人道主義精神的積極呼應。因時代侷限,“傷痕文學”的反思其實還十分有限,比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表面呈現了人民教師的心理活動,但知識分子個體的心靈衝突和自省是被懸置的。相比之下,以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和《布禮》、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張賢亮的《靈與肉》、古華的《芙蓉鎮》等為代表的“反思文學”,進一步深化了傷痕文學的反思力度。“反思文學”的深刻性在於,它不再僅僅將控訴的對象侷限在政治和時代層面,而是從個人的心靈叩問中進行切身的思考和反省。在這方面,王蒙的作品具有代表性,他的《蝴蝶》《布禮》不僅延續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對官僚主義的批判,通過描述知識分子或國家幹部的曲折命運來反思過去的歷史,同時在反思中又保持着對理想主義信念的執着和對國家民族未來的展望。

2.改革開放精神。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國家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斷髮展生產力,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參與到新的社會變革中。但是,任何社會轉型都是艱難的。因此,改革開放從表面上看是經濟層面的變革,但是要真正深入推動改革開放的進程,就必須落實到思想以及文化觀念的改變上。“改革文學”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柯雲路的《新星》等,整體上表現了人們積極投入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變革以及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意志。最為典型的是《喬廠長上任記》,小説講述的是重型電機廠廠長喬光樸在工廠生產萎靡不振的情況下臨急受命,憑藉紮實的管理知識和才能,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恢復並促進了工廠的生產。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十七年時期工業題材小説的延續,但放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來寫卻更為真實地揭示出新時期工業改革面臨的問題和需要克服的困難。喬廠長的英雄形象既投射了民眾普遍的變革訴求和心理期待,也在改革開放深刻的社會變革中凝聚了普遍的共識:改革與發展是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進步的硬道理。

3.與時俱進精神。與時俱進,就是要克服一切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保守觀念和心態,在社會改革實踐中擺脱陳腐的教條、僵化的模式、落後的觀念。這歸根到底是要保持與時代同頻共振,把握時代變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開拓創新。這一時期國家實踐與文學改革共同推進,而文學與時俱進的革新精神,主要表現在文學創作對舊有的審美慣性、審美定勢的突破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朦朧詩”“尋根文學”到“先鋒文學”的發展,其實是由文學的創新焦慮推動的,其創新焦慮源於世界視野中的國外文學的強勢影響。以阿城的《棋王》、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的《爸爸爸》、賈平凹的《商州》等為代表的“尋根文學”,儘管試圖回到傳統的、民間的文化中,構築一種面向現代的新的文學精神世界,但這其實是在與國外文學的交流對話中,甚至在國外文學的刺激下,重新迴歸和彰顯本土的、民族的精神傳統。與此同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馬原的《虛構》、餘華的《河邊的錯誤》和《現實一種》等先鋒文學作品,無不是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創作方法的本土化實踐,儘管具體創作風格因人而異,但這些作品打破了以往的文學敍述規範,以強烈的主觀創作意圖和文字遊戲的敍述方式,將讀者拉入文學語言的迷陣。

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各種文學思潮的演變,是新時期作家重新接續五四新文化傳統,進而在與國外文學的對話交流中迸發出的文學創造。當然,無論文學領域對以往的文學觀念、文學標準的反叛多麼激烈,它依然構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大敍事的重要部分。可以回想一下,早在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就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進行了重新表述,並強調要尊重文藝創作的自由。因此,改革開放時期文學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不斷尋求突破和創新的姿態,依然是對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豐富與拓展。

(三)1992—2012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為多元共融精神。1978年以來陸續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等觀念成為時代共識。隨着改革開放進程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崛起和媒介變革,中國社會逐漸呈現出多元的文化生態。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豐富與拓展,表現為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多元共融”文化生態的形成。

多元化趨勢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崛起緊密相關。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主義逐漸開始衝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最早對市場化浪潮進行反思的是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分子。20世紀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整體上呈現了知識分子對被物質消費所包圍的精神危機的反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滿足了民眾的物質需求,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滿足了民眾的精神生活。通俗文學、大眾讀物、流行歌曲、影視劇等構成了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面向。

事實上,大眾文化對特定時期文化生態和精神空間的開拓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金庸的武俠小説,敍述語言上的通俗性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想象與重構,更為重要的是,其對人性的美醜、善惡等問題的思考,均拓寬了人們對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也使其在中國乃至華人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儘管金庸小説最初是在20世紀50—70年代發表的,但它真正產生廣泛影響則要到80年代,在90年代才迎來經典化的過程。整體上看,金庸小説的經典化,是經歷了民間的廣泛閲讀和接受,並藉助文化產業中大規模的影視改編和不斷的重拍和翻拍,同時經由嚴家炎等一批現當代文學史家的批評和闡釋來完成的。

對通俗文學傳統的正視,有助於重新認識通俗文學的娛樂功能,並積極引入市場的力量促進類型文學的發展。同時,主流文學也在不斷調整自身的姿態,對一些質量比較高的類型文學進行褒獎。以往被定義為類型文學的懸疑小説、科幻小説,比如麥家的《暗算》、劉慈欣的《三體》,都獲得極大的聲譽。值得一提的是,麥家出版於2003年的懸疑類小説《暗算》在2008年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能夠讓類型文學進入它的評獎體系,充分説明了主流文學在評選標準上的重要調整。當然,一方面,《暗算》在小説情節的推進、懸疑的設置、神祕氣氛的營造上都力圖滿足類型文學讀者的智性快感;另一方面,《暗算》的國家特工、軍事間諜、戰爭等因素以及英雄人物為國家獲取重要情報而不惜犧牲的崇高精神,也使得小説與主流價值觀有着較大的契合度,使其成為新中國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的一種呈現和表達方式。

在大眾文化(特別在文學領域,網絡文學的主流化成為一個重要命題)逐漸進入人們精神生活的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的集體主義訴求和理想主義激情還在,精英文化傳統對宏大社會命題的關注也還在。而且,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其實一直在相互交鋒中不斷進行調整。《白鹿原》試圖從傳統和民間文化的深處挖掘中華民族的血性和生命力,通過敍述民間廣闊大地上的家族祕史和革命傳奇,表現了人與政治、族羣、土地的關係,激活了作為民族精神重要內容的儒家傳統文化的價值。阿來的《塵埃落定》對藏族風情的刻畫、對藏民生活的描寫,呈現出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藴。王安憶的《長恨歌》講述了上海女人在都市中的命運沉浮,成為女性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賈平凹的《秦腔》延續了“尋根文學”的精神訴求,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陝南地區風土人情的變化。畢飛宇的《推拿》、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刻畫了普通人的生存處境。

(四)2013年以來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為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新時期以來所確立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被表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面臨着新的形勢、新的變化、新的問題、新的矛盾、新的挑戰。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如何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進程中,不斷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也就成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任務。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一直面臨着如何確證自我存在方位的壓力。因此,如何在多元分化的文化現實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確立自身的精神價值表述,也就成為構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工程。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既是從文明發展史角度承認並尊重不同國家、民族、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在文明的多樣性中認識自身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也是從國家實踐的現實角度,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來確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世界性價值。

新時代,文學事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關係,應納入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構建中來理解。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也需要偉大的文學來反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場推動我國社會全方位變革的“史詩”實踐。在這偉大的社會實踐中,“13億多人民正上演着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文學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和創作史詩的雄心,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一方面,這是為世界貢獻中國經驗,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需要在偉大實踐和偉大史詩中汲取力量。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如《這邊風景》《人世間》《人民的名義》《中國橋——港珠澳大橋圓夢之路》以及電影作品《十八洞村》、電視劇作品《歲歲年年柿柿紅》等,正是着力抒寫人民情懷和表現人民創造的精心之作。

當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呈現,還有待文學創作者的積極參與和實踐。在這方面,以劉慈欣科幻小説改編而成的電影《流浪地球》可以説初步呈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電影講述了人類為避免在太陽的老化膨脹中被毀滅的命運,而集結全球資源在地表建設一萬座行星發動機,將整個地球推離太陽系,從而開啓宇宙流浪的千年之旅。這部電影以中國人為主角,自然呈現出獨特的中國選擇,比如在人類移民方案上,與同題材的美國科幻電影《星際穿越》不斷尋求外星移民方案不同,《流浪地球》在災難面前沒有選擇拋棄地球,而是傾盡全人類的力量帶着地球流浪,這是中國人強烈的家園意識的體現。“流浪地球”是一個必須經歷五個階段一百代人不懈努力的宏偉計劃,這種歷史和時間意識呈現了獨特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

二、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互動生成邏輯

國家意志與文學實踐的互動對新中國精神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產生了眾多文學經典作品。當然,國家意志是顯性因素,經濟體制、社會心理、思想觀念等多重因素的複雜作用,同樣也微妙而隱祕地影響着文學經典的生成。即便如此,這並不妨礙我們以一種清晰的邏輯關係來概括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互動關係。首先是國家意志作用於文學體制,從而進一步規約文學創作;其次是文學創作者需要將國家意志內化為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結構,創造出具體的作品,以藝術的感性形象來感召受眾;最後,文學作品必須引起受眾的普遍反響和關注,並經過理論批評家的不斷介入和闡釋——這是新中國文學經典生成的一般規律。換句話説,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一般需經過“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個環節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的辯證發展過程。

第一,新中國精神需要經歷一個審美轉換過程,也即將精神落實到具體的文學生產機制的運作中。用審美轉換來指稱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的有機聯繫,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產,總是受到國家意志的規約和限制,需要在新的時代精神狀況中調整自身的應對方式和運作方式。新中國文學總會隨着時代發展不斷調整自身的姿態,逐漸確立新的存在方式並生成新的文學經典。以這種動態發展、辯證的眼光考察新中國文學生產機制的變化,可以更好地探索文學經典的形成軌跡。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意志、作家羣體和人民羣眾三者之間構成一種互動關係,並體現在文學機構、文學政策、評獎機制、傳播機制、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與批評等多重因素複雜交織的網絡之中。

在新中國前30年文學的生產機制中,國家意志、作家羣體、人民羣眾三者的關係非常緊密。國家意志在政治立場、寫作題材、表達內容、藝術形式等觀念層面對文學進行引導和規範。這一時期的文學是在1949年前的“工農兵文藝”傳統和“左翼文學”傳統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時代背景要求作家從五四新文化的精英的、啓蒙的立場,轉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人民的、大眾化的立場。在調整並適應了新的文學生產機制之後,文壇產生了大量優秀作品,呈現了新中國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經驗,並引領了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

新中國的後40年,儘管國家意志依然支配着作家的話語表達(共同完成對現代化的政治和文化想象),但是作家主體性卻得到了很大的彰顯,甚至形成了有着高度自主運作能力的“文學場”。它通過文學共同體內部認可的藝術性標準,對文學作品進行學院化的評價,並在立場上包含對政治和市場的雙重疏離。根據“輸者為贏”的標準,在市場中越受歡迎的作品,往往越難以獲得學院評價體系的認可,反之,在市場中堅持自身創作原則的作品,即便得不到受眾的關注和支持,卻往往能夠獲得學院內部的肯定。但是,這種將藝術與市場進行對立和割裂的方式,卻顯示出某種清高和固執。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以及不斷加深的市場化、大眾化趨勢,使長時間被壓抑的通俗文學市場突然間蓬勃生長起來。由此,文學的生產不再僅僅由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內化了國家意志的作家的文學想象來決定,而逐漸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場的消費需求所支配。中國當代文化生態隨之迎來了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多元共融時期。陳思和認為這是一種“無名”狀態,即在多元趨勢下,各種文化思潮和觀念的更迭變換,使人們難以用準確的概念來界定時代的、文化的、文學的狀況,對這種狀況無法達成統一的認識。

但是,所謂“無名”狀態其實是社會價值重建過程中必定會經歷的階段。在價值重建過程中,現實主義得到重新強調,後40年與前30年的接續使當代文學又形成了一個連續體。近年來,國家意志進一步強化文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聯繫。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事業”和“戰線”這兩者構成了目標與實踐、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從整體上看,這是對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中確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新時期“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延續,又是在新的語境、新的形勢下,推動文藝事業發展的內在需求。國家意志在強調文藝事業的政治要求、時代意義和價值導向的基礎上,不斷增強和拓寬社會主義文藝的號召力和包容面,尋求新的表述方式重新涵蓋不斷擴大的時代精神內容。比如強調文藝對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強調不同媒介的傳播力量、不同文化傳統的創新融合,強調作家協會對新文藝組織和羣體的引導,等等。那麼,重新界定國家意志與人民羣眾的關係、國家意志與作家的關係、作家與人民羣眾的關係,具體來講,就是重新認識文學創作與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現實等因素的關係,調整文學的組織方式和運作方式,重構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這是新時代推動優秀作品和文學經典生成需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需要依託70年來形成的處理文學與政治關係的重要經驗進行積極探索和創新。

第二,新中國精神需要文學提供審美感召力。政治審美是國家意志楔入個體情感結構的重要手段,國家意志往往通過“文學”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喚民眾。“政治作為人的一種生存向度,也是情感的、感性的人的活動,在其中投入了人的諸多感性力量,包含着人的激情、想象、生命意志乃至性情氣質。”人的審美感性是政治實踐的重要依憑對象,而政治美學實踐往往需付諸一系列符號、話語、儀式等感性形式,並以此影響人的情感。那麼,國家意志如何通過文學制度實現“政治美學”轉化,對作家的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進行規約並潛移默化地影響文學作品的審美結構,也就成為揭示新中國文學經典生成的關鍵性問題。

本文試以新中國文學不同階段的幾部代表性作品進行分析。比如柳青的《創業史》。可以説,柳青是最為嫺熟地運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寫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創業史》為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合理性提供了感性化的呈現與描繪。這是因為土地“私有”還是“公有”的問題,在當時農民羣體中存在着尖鋭的觀念衝突,而《創業史》也真實地再現了這樣的分歧。因此,要走集體主義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需要改變舊農民身上保守、狹隘、自私的思想觀念,進而教育和引導他們自覺認同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模式。但是,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事物的誕生也必然面臨與舊事物的鬥爭。在這裏,政治美學的審美感召力就發揮了重要作用。梁生寶作為社會主義新人之“新”,在於梁生寶的孤兒身份切斷了他與傳統農民的血緣聯繫,從而使得梁生寶作為黨的兒子、把黨視為“精神之父”就變得順理成章。李楊指出:“將梁三老漢設置為梁生寶的繼父,這樣的安排當然是大有深意的,它切斷了我們的英雄人物與傳統農民的血緣聯繫,使他能夠徹底擺脱傳統倫理關係的纏繞。”這種血緣關係的切割,某種程度上完成的是對“私”情的擺脱,從而走向公有的、集體主義道路。在《創業史》中,柳青試圖通過新的英雄人物來引領時代潮流,他讓梁生寶作為黨的代言人,不斷通過政策解説和身體力行對農民進行思想改造,並巧妙地將梁生寶塑造成一個大公無私同時又有一點傻里傻氣、實則大智若愚的青年。這種人物形象的美學處理巧妙地彌合了國家意志與人民羣眾的心理距離。

即使是新時期以來的尋根文學,雖然看起來是以文化尋根或者個人化記憶的面目出現,但依然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着某種隱祕的美學關聯。如阿城的《棋王》。它敍述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段歷史,但卻以個人化的敍述風格呈現出鮮明的特徵。謝有順認為,阿城的《棋王》以一種個人的記憶、個人的眼光和個人的創造而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小説並沒有沉迷在知青敍事總體話語的苦難、浪漫或緬懷的情境裏,而是通過王一生這個邊緣性的個人,以及他迷戀象棋所流露出來的莊禪式的淡定境界,為這段歷史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記憶段落。但人們很容易忽略,國家意識形態往往通過美學化的方式存在於文學敍事中。《棋王》塑造了王一生木訥、寡言、憨呆的形象,對王一生對待吃的態度、吃的動作,他對棋道的追求和淡定境界都作了細緻入微的敍述和描寫。“吃”和“棋”代表了人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要,但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的兩個重要方面的隱喻——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棋王》對“吃”和“棋”的深刻揭示和肯定,既彌合了物質和精神的分裂,無意識中也迴應了時代命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統一。自然,梁曉聲的作品,如《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同樣是寫知青題材,呈現的則是他們的理想主義氣質和英雄主義氣概。他與阿城的個人化敍述豐富了當時知青文化的文學表達。從整體性角度看,梁曉聲代表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尋根。

因此,新中國精神的形成,離不開新中國文學的感性參與。新中國文學之所以始終在意識形態領域佔據重要位置,也正是因為其作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審美形式天然具有情感召喚作用。在文學與政治實踐、社會現實的互動關係中,新中國精神需要不斷被歷史化,不斷被賦予感性形式,從而反過來重構人們對時代的認知。

第三,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離不開理論批評話語的介入和闡釋。1949年以來,從十七年文學經典的形成,到新時期以來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各種文學觀念、文學思潮的演變和更替,有的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支配,有的則是文學內部為尋求新的觀念突破而引起的自發性變革。

在不同時期,判定文學經典的評價標準是不同的,而且評價標準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論批評話語的支配和影響。十七年文學的“經典性”認定,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批評高度統一的話語實踐的產物,而且受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及批評的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文學創作要把握好特殊和一般、個性與共性的統一,從而準確地反映歷史、描述現實、刻畫人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表現形態,它作為一種佔據支配地位的理論批評話語,使新中國文學產生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這些文學形象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感性的道德人格形象,並逐漸成為新中國精神構造的一部分。

20世紀80—90年代,文學觀念的突破也是在理論批評方法的轉換中完成的。一方面,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批評、接受美學、神話批評、精神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西方文化研究等多種理論話語方法的引介,使理論批評擁有更豐富的話語資源得以重新審視以往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在這一契機下,文學開始向內轉,並在疏離政治的過程中探索自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國內文學理論與批評開始面臨來自海外漢學的學術話語的挑戰。

20世紀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的衝動就源於這一刺激。事實上,文學作品進入文學史,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具有進入經典作品序列的可能。既然文學經典的生成與話語權力的運作密不可分,那麼只要重新確立新的審美標準,也就具有了重新敍述文學史的前提。在“重寫文學史”思潮中,人們試圖以“文學性”的標準,要求文學擺脱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並建立新的文學審美原則。而在“文學性”標準面前,十七年文學經典就面臨着被重新評價甚至被邊緣化的處境。但是,“重寫文學史”所隱含的對十七年文學經典的“反叛”意圖,卻再一次被“再解讀”的文學批評話語所挑戰。

“再解讀”意味着再一次重讀,本身包含着對“重寫文學史”的文學評價方式的再一次審視。它試圖懸置“重寫文學史”對文學性的追問,以回到歷史發生現場的方式,對十七年文學經典的生產機制進行客觀而冷靜的剖析和批評,從而揭示出文學文本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複雜互動關係,以及在這一互動關係中十七年文學經典的歷史價值和政治功能。當然,“再解讀”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對西方解構主義的話語操練使其侷限於高度知識化的批評闡釋,而難以真正落腳於文學經典如何提供社會主義實踐的精神動力這一基點之上。

理論批評領域中文學經典觀念的變化,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例如,作為經典現實主義代表作的《平凡的世界》,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之初受到學術界的冷落,但這部小説在大眾閲讀層面至今仍有着極高的普及度,而讀者的普遍認可反過來又促使學術界改變以往的評價標準。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經典化,既是對《平凡的世界》的重讀,也是對以往的解讀方式和評價標準的“再解讀”。而在網絡時代,新的文化傳播媒介的生成和影視大眾文化的興盛,不僅使文學經典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連文學本身的定義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如同“文學”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泛文學形式(廣告、歌詞、短信等)所替代,人們對“經典”概念的理解,也逐漸與古典文化中的經典觀念產生了很大不同。傳統經典觀念往往把某種永恆性、唯一性、普遍性價值賦予“經典”,而現在,“經典”的概念已經滲透並泛化到日常生活特別是流行文藝的評價體系中。如果説,20世紀90年代金庸武俠小説的經典化更多體現的還是傳統的經典觀念,那麼如今就連在文化市場中越發趨向主流化發展的網絡文學,也開始催生各種“網絡文學經典作品”的排行榜(其背後有市場力量的推動,也有學院內部的話語加持),以及關於網絡文學經典性的討論。網絡文學算不算文學經典?或者説,網絡文學是否已經出現了足夠與以往的經典文學相媲美的作品?本文認為還需要時間來沉澱。但是,如何應對市場化和媒介生態變化的挑戰,如何在多元化趨勢和現實的問題指向中重新建立新的文學經典評價標準,將成為新中國文學發展必須直面的當代性問題。

三、營造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

從新中國文學70年的歷史看,新中國文學經典的形成,總是與時代保持着一種緊密的互動關係,使文學得以產生更為廣泛的社會審美性。儘管文化多元化趨勢導致文學經典的界限漸趨模糊,普遍性的審美認同的形成也面臨更大的挑戰,但這未必不是重建文學經典的契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學經典的解釋:“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恆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藴、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這可以看成是對“何為經典”以及“作品在何種層面上能夠成為經典”的相當宏觀和精確的概括。但是未來新中國文學經典更為細緻的評價標準的產生,還需要更大規模的文學實踐來解答。

新時代的文學發展,必然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推動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描繪中國、敍述中國的過程中,文學對中國精神的建構以及中國經驗的呈現,能夠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提供重要的文化自信力和精神支撐力。不過,從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看,未來新中國文學的實踐還需要更為細緻的思路與方案。新中國文學70年的歷史,也可以為營造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提供不同面向的啓示。

(一)重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從新中國文學70年的發展演變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文學不可能完全脱離政治而存在。即便從世界文學的角度看,大量西方文學經典作品本身也包含着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不過,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需要立足新的時代發展狀況而重新表述。

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面向,是文學被賦予了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精神動力的政治功能。十七年時期,文學服務於政治,服務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但特定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干預也的確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新時期,政治對文學的統攝逐漸鬆動。當然,這一趨勢是在國家文藝政策的主動調整和改革下進行的,而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此。但值得警惕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消費主義的高漲助長了一種去主流化、去歷史化、去政治化的傾向。這段時期,因去政治化傾向而逐漸淡出的紅色文學經典,通過消費市場的運作機制以及視覺影視媒介的參與而重新回到大眾視野。但消費主義對革命文化的娛樂化和“反崇高”傾向,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事實上,消費主義對革命文化的消解,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某種對政治的無知和偏見以及歷史遺忘機制。

因此,重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需要建立一種歷史整體性觀念。這十分緊密地關聯着在消費主義的去政治化潮流下歷史傳統和革命記憶的重建,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關聯着當代中國民眾的國家情感認同和文化自信。然而,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歷史整體性建構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當代中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工業化浪潮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打破了原有的穩固的社會和血緣關係,當代大眾面臨着一種“原子化”的個體生存狀態。儘管如此,任何社會個體都不可能完全脱離時代而存在。當前個體所處的狀況是,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個體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經被深深地捲入全球化時代的勞動關係和生產關係中。尤其是網絡時代信息傳播的便捷,使得任何國際性重大事件,都能夠迅速引起中國民眾的心理情感反應。

在這一時代狀況下,文藝工作者應努力發揮能動性,強化文學的現實品格,積極地適應時代與現實的需要,發掘和呈現中國實踐所藴含的廣闊生活場景和豐富中國經驗。那麼,文學藝術如何更好地挖掘和表現中國經驗,這是個重大課題。從世界性維度來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可以通過文學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驗表達而呈現。但是,一方面,中國文學在面對世界的過程中,要避免一種“自我他者化”的邏輯。所謂“自我他者化”就是為了迎合“東方主義”的文化偏見而在作品中將中國形象醜化、異化,從而加深世界對中國原有的刻板印象,這種現象突出表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些影視作品中。另一方面,對中國經驗的文學呈現,是向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從而積極地改變世界(主要是西方)對中國的認知錯位和偏見。

(二)根據時代發展調整對“人民”內涵的理解

以人民為歷史的創造者,賦予人民以主體性,在新中國70年曆史進程中是始終堅持的。在文學層面,“以人民為中心”也一直是當代文學最為根本的創作立場和價值原則。但是,“人民”更為具體的內涵則需要根據時代和社會發展狀況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將人民視為創造歷史的主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而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概念建立在人類解放的敍事之中。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使人類擺脱了宗教神學的奴役,但是人從對宗教神學的依附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卻再次被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勞動關係所奴役——人被“物”所異化和統治。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對人類勞動的異化中,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普遍受到壓迫的狀況,並呼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同致力於人類解放的事業。

在西方歷史上,存在兩種對立的現代性,一種是作為西方文明史一個階段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是科學技術進步、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的全面經濟社會變化的產物,一種是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兩者之間一直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中,我們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有着深刻的警惕,而以人民為歷史主體,正包含着對資本主義壓迫性的抵抗。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是為了確立人民的真正地位,就是要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狀況的批判,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從而確立人民的主體地位。

從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提出文學與人民大眾相結合,到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再到新中國成立後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基本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主體性的文學呈現尤其體現在新中國文學對革命戰士、農民、工人成長曆程的敍述上,通過塑造中國優秀黨員、軍人、工人、農民等先進形象,傳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鬥等精神。這些作品既達成了增進讀者革命意識的目的,又承擔起將剛剛過去和正在進行的革命歷史進行審美呈現的功能。此外,它們通常也會隨着不同文藝表現形式的改編如電影、話劇、連環畫等迅速並廣泛地深入民眾中間,在培育社會主義新人的旗幟下成為一套具有革命性和人民性的話語,如《紅巖》《李雙雙小傳》《創業史》等。對紅色文學經典生產機制的揭示提示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很長時間以來,文學都是集體文化的產物,因此文學對人民的呈現不免存在着時代侷限。而隨着新時期文學對政治和人性的反思,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形成了“文學是人學”的共識。在工業化浪潮以及人口向城市的大規模遷徙背景下產生的打工文學對城市打工羣體、普通人的關懷等,都拓展了社會主義文學的人民性內涵。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使文學進入市場化生產機制之中,從而導致“現代受眾”浮出地表。以“人民”為核心概念所涉及的眾多範疇,如題材、風格、語言、文體、技巧等,在面對市場受眾的過程中,都面臨着一定的衝擊和挑戰。在文化層面,讀者受眾出現分化,從美學的角度看,審美趣味也出現雅俗分化。這些問題只有在以市場交換為原則的文化生產機制中才會產生。因此,社會主義文學中的人民性,也必然需要接受現代讀者受眾的檢驗。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依然需要在情感和審美上召喚人民大眾,從而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政治凝聚力。人民是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參與者和創造者。因而,歷史上那些歌頌人民創造歷史的文學作品及其呈現的新中國精神,依然構成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精神財富。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慮到“人民性”與現代傳播媒介受眾之間如何產生共鳴的問題。接受現代教育的讀者受眾,其身上也體現着現代社會個體所具有的反思精神。以文學對英雄主義的呈現為例,20世紀80年代軍事文學的主要內容是對中國軍人戰士及其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刻畫和描繪,是新的歷史時期國家意志的審美化產物。但與此同時,軍事文學又試圖擺脱以往那種過於神聖化和道德化的英雄主義想象,而力圖揭示主人公的可感性、世俗性和複雜的人性面貌。這一變化既受人道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同時也是國家意識形態在文學中的通俗化呈現。

20世紀90年代,紅色文學經典在市場化機制中的影視改編,是國家意志在新的媒介狀況下的呈現。當然,紅色經典影視改編在一開始受到了眾多有着紅色歷史記憶的讀者受眾的批評和指責,這固然是因其出於迎合新的觀眾市場而在革命敍事中渲染過多的情愛色彩所致。但是,隨着市場化機制的成熟,《亮劍》《士兵突擊》《潛伏》等優質主旋律作品的影視改編經受住了市場和受眾的檢驗。在這裏,人民的主體性精神,比如對革命歷史的呈現,對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崇高精神的歌頌,是這些影視作品的主題,同時這些作品又都體現出更多的類型文學意義上的通俗元素。換言之,紅色經典的影視改編是為了適應現代傳播媒介下的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這表明,根據時代發展調整、豐富文學作品的人民性內涵,可以深化作品的思想意藴和人文情懷,促進受眾對作品的接受,也有利於文學經典的生成。

(三)平衡文學批評的“自主性”和“中介性”

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確立,不僅與文學思潮的興替和文學觀念的變化有關,而且與理論批評話語緊密相連。理論批評話語為文學變革提供了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上的支撐。從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到新時期以來通過譯介而引進的大量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使文學批評的方法得到豐富而多元的發展,但也導致當代文學批評方法呈現出某種複雜的矛盾性——文學批評既可以促進經典的形成,同時也可以不斷解構經典以及經典形成的話語機制。文學批評方法的這種矛盾性也導致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闡釋文學的過程中,如何平衡“自主性”和“中介性”,成為文學批評在確立其功能的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西方文學中曾經存在這樣的觀點,即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是文學的寄生蟲。也就是説,在文學作品、文學史面前,文學理論及批評更多扮演一種“中介性”角色,因此,文學批評沒有自身的獨立性。但是,20世紀中期以來,隨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興起,理論及批評的重要性不斷增強。文學理論及批評擺脱了以往的“寄生性”,主體性的強化使其不斷僭越文學作品的地位。如果説,傳統的文學理論及批評更多還是侷限在文學作品、文學現象、藝術創作、美學經驗等文學性領域,那麼理論批評話語的不斷擴張,其主體性不斷增強的重要標誌就是試圖將一切對象都視為可供解讀和剖析的“文本”,不管這種文本是文學的還是非文學的,是審美的還是非審美的。新時期以來,知識界對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引進,使中國文學理論及批評同樣陷入“自主性”和“中介性”的矛盾之中。

對於理論批評話語的擴張及其對文學作品的僭越,2014年張江提出了“強制闡釋”的概念,揭示出當代西方文論存在的“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徵,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等缺陷和問題。“強制闡釋論”迅速引發國內眾多文學研究者的積極迴應和討論。這是因為,當代西方文論對中國文學批評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引發廣泛的討論,也説明它的確觸及多年來文學批評中的一些根本性頑疾。

當然,對當代西方文論的反思,需要對其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行辯證的評價。一方面,當代西方文論確實存在“強制闡釋論”所揭示的眾多問題。這些問題在西方的批評理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西方的語言學轉向中,批評理論將“批評”從所指與能指的指涉關係中脱離出來,視之為一種語言遊戲,從而強化了文學闡釋的主觀性。但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容易陷入語言遊戲的僵化模式之中,而懸置文學事實,忽視文學經驗,讓文學為自身的理論預設服務。這個問題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的文學批評中,都有着普遍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批評理論也為我們重新反思過去的文學批評模式、在實踐中創新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提供了啓示。

因此,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更好地界定文學批評的權力邊界,如何平衡文學批評的“自主性”和“中介性”。本文認為,文學批評的“自主性”過強,會導致“強制闡釋論”所指出的眾多問題;但是,假如文學批評僅僅作為文學作品和讀者受眾之間的規矩的闡釋者,那一定程度上也會削弱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的引領作用。而且,隨着中國文學的生產和傳播媒介的重心逐漸從紙質出版向網絡發表轉移,通俗文學市場中的作家作品與讀者之間的交流越來越便捷,文學批評的權力也已遭到弱化。

媒介文化的“私人化”導致文學生產越來越部落化、分眾化、碎片化,要重新確立一種主導性的文學當然有其難度。但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必然會更加重視和強調文學的先鋒性、主導性和時代性。文學批評應致力於構建新時代的文學經典,而文學經典的形成必然是歷史性的。如果將介入文學文本的批評視為一次具體的闡釋過程,那麼,圍繞特定文學文本的批評話語的歷史積累,則構成了文學文本經典化的基礎。簡而言之,文學的經典化離不開批評闡釋的參與,而不同時代的批評闡釋的積澱,也就成為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基礎。因此,新時代的文學批評對文學經典的構建需要“批評的歷史性”的積澱,這必然是一段很長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實踐過程。

(四)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需要落實到個體層面的文學創造

優秀作品的產生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面向未來的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離不開個體層面的文學創造。一方面,理論批評可以引領文學潮流,但是理論批評的有效性需要通過文學實踐來檢驗和證明,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創作又是先於理論的;另一方面,文學創作者有着更強的感性呈現和認知能力,其對新的時代狀況和社會環境的反應也最敏感,因此可以更為直接地觸摸到時代的、現實的社會肌理和精神狀態。

新中國精神在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新的文學經典、新的藝術感召形式。問題在於,當代文學創作者應該如何迴應時代召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之一。媒介和文化的分化,使分散的、碎片化的原子個體沉迷於自我,這種趨勢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個體與整體的聯繫。而且,個體出於自我認同的需要而組成不同的羣體相互疏離(當然,這種疏離更多隻是以虛擬網絡分眾的方式呈現出來),對社會整體性造成潛在威脅。因此,如何發揮文學的政治和審美潛能,藉助審美的力量重新連接不同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實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對構建社會普遍的、共同的價值的訴求,也就成為文學在當代的重要目標。在這方面,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互動經驗成為新時代文學創作可以借鑑的重要資源。

此外,文學如今也面臨着如何整合不同精神資源的難題。整體來看,新中國文學的傳統資源主要由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國家意志、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革命文化傳統、西方啓蒙主義影響下的五四新文化傳統以及更為源遠流長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四個方面組成。換言之,文學在當代的任務不僅是要滿足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訴求,還包括如何對待五四新文化傳統,如何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匯中探索本土化的創新之路,如何深入理解社會主義革命歷史和實踐經驗,等等,使之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好地結合起來。

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這些傳統資源面前,文學(包括文學的創作者和闡釋者)以何種姿態完成新的認知、新的闡釋、新的創造,從而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符合時代要求的精神動力?這是文學的“當代性”難題。陳曉明提出,當代文學要建構“文學的思想認識體系”,這包含着建立一種共同的文學經驗和思想認識的需求。當然,共同的文學經驗和思想認識不可能被先在地確定,而必定是通過文學創作形成的。時代可以對文學創作提出要求,但文學創作卻難以被納入規定好的、統一的發展軌道。與此同時,文學創作者也不可能無視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時代要求。因此,當代文學創作者對時代的精神內容、精神意象的捕捉,總是會無意識地受到百年來甚至更為久遠的文化傳統的支配。心理學家榮格曾揭示出藝術創造的奧祕,他認為藝術家的創造性本能往往受到集體無意識的深刻影響,個體創造者總是在無意識中受到原型意象的驅使,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因此,在重新整合不同的文化精神資源的問題上,文學創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與此同時,新時代文學藝術的創新必然要訴諸創作者的創造性本能,需要他們從歷史的、時代的精神中重新構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現人民創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維度中表達新的中國經驗,在空間和時間層面實現廣泛而普遍的審美效應,創造出不辜負時代與人民的經典文學作品。而文學理論及批評應該積極介入文學創作實踐,促進新時代文學經典的生成。這是對文學“當代性”問題的一種開放式的甚至偏向理想化的回答,但歸根到底,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最終需要訴諸既立足社會現實又深具審美感召力的文學創造。